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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年轻人再度沸腾

发布时间:2021-02-22 15:28:16 阅读: 来源:酱腌菜厂家

中国农村年轻人再度沸腾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不仅仅城市经济正在发生激烈变化,农村也是如此。农村的土地成了金疙瘩,农村的年轻人们正掀起一波返乡种地的浪潮。  多年来,外界都有一种共识:农业比较收益低,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改革将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全国打工大潮中。田地因缺人耕种而大量抛荒,农业生产面临危机。每个年后,看得最多的是爷爷奶奶抱住嚎啕大哭的孙子孙女,与扛着行李的儿子儿媳挥手泪别的场景。

但近年来农村发生的变化,与这种印象正在形成越来越奇特的反差。  《21世纪经济报道》朱战辉认为,随着城市资源不断流入农村,近年来农村也呈现了新景象: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较为普遍;农村家庭生猪散养急剧减少;乡村公路普遍硬化之后,小汽车正在加速进入农村;城市里的广场舞也在一些农村地区流行起来;养老院床铺供不应求;在偏远的云南山区,农民甚至也开始购买口粮,而不是种粮。同时,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转移到一些农村地区。  今年春节不仅村中留守的老人妇孺始终坚守着土地和农业,甚至青壮年也正在掀起一波返乡务农的浪潮,由此引发活跃的土地流转。土地变得金贵,甚至一地难求。  2014年,江西铜鼓县作为江西省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改革试点县,率先开展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2014年,伴随着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的开展,在外工作的刘明丰回到家乡,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50亩地,种植四季豆、辣椒、茄子等有机农产品。  2014年,铜鼓县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推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得知这一消息后,刘明丰马上拿着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关流转合同来到信用社,成功办理了江西省第一笔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抵押贷款10万元。用这笔钱,刘明丰盖起了自己的蔬菜大棚。  两年前,天津宝坻八门城镇农民刘学亮把自家的14亩稻田以入股形式流转给村里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获利4万余元。自己到林亭口镇承包了100亩连片稻田,实施稻蟹种养,一年下来纯收入6万余元。爱人到附近一家门窗厂上班,月工资3000余元。实施土地流转后,刘学亮一家去年收入14万余元,是以前的4倍多。  如今在农村,耕、播、收等环节已全部实现机械化。黄牛在村庄里消失了,连拖拉机也越来越少见,而代之以大型农业机械。在有的村,仅大型联合收割机就有七八台,作物收割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小麦可以直接在地头卖掉。种田变得简单轻松,即使从小没怎么干过农活的年轻人也不难掌握。大型农机的普及,是把农民重新吸引回土地的一个关键因素。  现在部分农村里由此掀起返乡包地耕种的浪潮。有的村里及周边有将近一半的土地处在流转状态。相比前几年,有些农村的土地成了金疙瘩,为拿到土地不得不动用各种关系。  BWCHINESE中文网此前报道,说了几十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有了更为准确的说法:让一部分蓝领和农民也富起来。而现在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早已开始,很快大家便会挤破头争做农民。  蓝领和农民,在中国其实是一群人(没有财产收入的赤贫阶层),他们富起来的社会才是“橄榄型富裕”。为此,制度破冰已经开始:一方面是农村土地新政,让农民也有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是提高基础教育及职业教育水平。  这一切还告诉我们,做农民要趁早了!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在一次新年论坛的主题讲话中似乎隐含的表达了这层喻意。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中国的工业发展使中国富裕的中产阶层逐步且强劲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中国,今后15年之内,中产以上的家庭将达到3.2亿个。  这些新变化也在数据中得到体现。在生产领域,近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的增速都在20%以上,2014年上半年达到3.8亿亩。农村的公路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农机化的水平稳步提升,2014年估计会达到62%。  在生活消费领域,2014年农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速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农村的信息化投资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注册在村镇的淘宝网店的数量也近年也在大幅增长。这些趋势未来还会持续,这是农村的新机会,也是中国的新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省统计局副局长梁伟华表示,“农业变得有利可图”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核心。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体系,实现农村产权公益性、市场化交易流转。  同时他也指出,对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进行监管。要尽快完善农村产权流转的制度体系。比如,明确产权流转方式、范围、期限和管理等制度;设立农村产权流转风险保障基金,扩大农业保险,对违约产权进行收储处置。  2月27日,农业部召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等情况发布会透露,农业部等6部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  根据《意见》,在总体部署上,中央要求在稳定扩大试点的基础上,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至2014年底,全国1988个县 (市、区)开展了试点工作,试点覆盖面积3.3亿亩,实际上已经确了1.9亿亩,但仅占全国20.27亿亩耕地面积的9%左右,2015年全国将新增9个省份土地确权整省试点,包括江苏、吉林、河南等耕地面积大省,总面积约6亿亩左右。  从试点情况看,总体上每亩确权的相关费用大概是35元左右,根据我们的研究,IT公司每亩可分得约15元,则总的市场空间在300亿左右。考虑到这是一项巨大的惠民工程、民心工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积极参与补贴,中央财政一亩地拿出10元,分5年时间对地方进行补贴,地方财政目前已有接近80个亿的资金基本落实。  不过,在这波浪潮中,许多学者所预期的因土地流转而走向规模化经营的情形,并未大量发生。自发的土地流转,大多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每户规模只在十多亩到几十亩,基本可满足夫妻二人加上父母的劳动需求,规模稍大的农忙时再雇请几个老人即可。  规模化生产需要具有相当科学管理和精英素质的人群来发动。而这部分人群还未被这波浪潮吸引。  农业部指出,现代农业实现分为三个阶段:土地流转制度确立、规模生产、精细农业,整个现代农业实现需要10年以上时间。  土地流转平台的建立非常关键,其目的是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交易平台。土地确权就是建立土地流转平台的卖方数据库,确立土地和农民的关系,是现代农业的起点和支撑点。  土地确权只是第一步动作,后期土地流转平台建立之后,IT公司在平台运营、土壤监测和改善等领域将会有非常大的空间,可持续性较强。  年轻人投身农村建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常熟市康博村党委书记高德康说,目前农村养老机构严重不足,乡镇的养老院收养的大都是孤寡老人(即“五保户”),很难覆盖全农村。  农村老年人普遍身体差,慢性病患病率高,传统的养老院功能单一、设施简陋,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护,不能满足慢性疾病老人对医疗、护理和康复的需求。  高德康建议,改变过去主要靠国家和集体投入的单一投资渠道,通过政策引导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养老院,加大农村公益性养老院的建设力度。  例如,可以鼓励更多的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当地企业参与公益性农村养老院建设,国家可以在土地供给、资金扶持、税收政策等方面适当支持。  高德康代表也表示,目前来看“居家养老”仍然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因此,要创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以家庭为核心、以村镇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支撑,为居住在家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文体娱乐、老年教育、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  梳理农村改革试验区改革项目,不难看出,在新一轮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规划中,农地改革成为试验区的重头大戏。土地新政让农民也有了财产性收入。  在科技进步,知识不断更新的环境中,如果今天还有人在区分某种工作是白领做,某种工作是蓝领做。那么,若干年以后不会有人再以这种旧眼光看你了,说这个是蓝领的,那个是白领的。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将大有可为,今后还会有更多青年人返乡投身农业,为农业农村增添新活力。显而易见,这波农村年轻人返乡种地浪潮才刚开始拉开帷幕。  相关报道>>>  “光伏扶贫”照亮中国农民新“钱途”  外媒:中国农民已走上一条单向不归路

农业部打消农民失地之忧:严控“确权确股不确地”  确地到户,还是确权确股不确地?这一争论多年的农村土地改革问题答案渐渐明晰。  “我们一再强调以‘确权确地’为基本,以‘确地确股’为特殊。”2月27日,在农业部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等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如是强调。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目前,在试点地区及一些发达地区,农村承包地确权的模式大致有两种——确地到户和确权确股不确地。  所谓确权确股不确地,是在珠海、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实施的农民承包地确权登记模式,这一模式下,农民不再拥有数量确切、四至清楚的土地,而是获得由集体资产、资源等量化计算出的股份,通过拥有的股份获得相应收益。  张红宇在发布会上强调,“确股”是一个选项。他举例说,中国有一些极个别的特别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后就一直没有把土地分田到户,也是采取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方式,这时把承包地确到各家各户,显然没有必要。  但张红宇指出,要给农民群众“确实权、颁铁证”,老百姓很在意,不仅仅是中西部地区依靠土地解决生存和发展的农民在意。确权确地,即便在发达地区,特别是城市郊区,不再依靠土地来解决收入和就业的极个别地区,农民也很在意。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重点是抓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扩大整省推进试点范围,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这与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表述,有较大转变。这也意味着,确权确地,还是确权确股不确地,由选择题变为有主次之分。  有土地专家此前对早报记者表示,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模式下,农民有失地之忧,特别是对进城农民而言,如无法在城市定居,回到农村则无安身立命的保障。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视频会议上亦曾表示,确权确股虽然能体现农户对承包地的收益权,但不易体现实际占有权利,处理不好,还容易损害农民利益。  韩长赋表示,对确权确股不确地,在政策上是审慎的,要由省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出具体规定,严格限制使用范围,明确条件,规范程序。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近郊区,对于已经实行土地股份合作、一直坚持集体经营的村组,或者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土地很少且地界早已打乱的村组,可以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审慎实施确权确股不确地。(东方早报)

农民的心事:20万买辆车还是在县城买套房?  农历腊月二十八,湖南常德南部的一个小镇上,春天似乎来得很早,路边田里的油菜花已经陆续开了,气温高达近20度,镇上新修的公路的十字街头,被置办年货的小车、小四轮堵得水泄不通,载着女人、孩子或拉着成捆青蒜的摩托车挤挤挨挨。22岁的蒋峰(化名)一路按着喇叭,在最大的超市门前靠边停下,搬了一箱啤酒放进车里,重踩了一脚油门朝家里奔去。  这天是他相亲的日子。  买车就为面子?  5分钟过后,蒋峰就将车开到了邻近的村子,在大路边的三层小楼的前坪停下,这时,家里已经坐满了人,除了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还有他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以及女方的长辈。  在这个场面到来之前,蒋峰全家人围绕一个议题进行过一场的辩论,那就是蒋峰开的这辆19万5千元的越野车,要不要买?这个问题与熏制腊鱼腊肉并行,贯穿了蒋家的整个腊月。  反对的声音很大。姨妈家的表姐张晶(化名)还没有到家,就在电话里表示了不理解。在她看来,虽说蒋峰的祖辈和父辈都做点生意,在村里算得上“有头有脸”的殷实人家,但家里前年刚建了房子,手边余钱已经不多。另外蒋峰没有固定职业,初中毕业后帮着家里干活儿,没有跑业务、充场面的需要,买车并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纯属消耗。  张晶在上海一所名校读完研究生后,留在了上海,在外企工作,她的丈夫则从事IT行业,两人每月收入3万元左右,其中1万元用来还房贷,其余用于抚养孩子、供给父母、储蓄理财。她身边的30多出头的同龄人,多是如此:看起来衣饰时尚、生活“小资”,背后则精打细算,添置大小物件都不免要在购物网站比价一番,每年有限的结余,也计划好多少定存在银行,多少存在余额宝,多少配置给基金或者股票,如果买车,则多选择10万~20万元之间的价位。  在张晶这种充分追求性价比的“一线城市”思维里,习惯用摩托车代步的湖南农村,买小车必要性不大,如果实在要买,一辆10万元左右的车已经足够,花20万元买车则不如在县城买套房,一方面可以保值,一方面有利于蒋峰将来的孩子在城里接受教育。  但是张晶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最终,她的姨父、蒋峰的父亲还是默默“拍板”,并将买车的预算从15万元提高到了20万元。  张晶辗转得知,姨父决定买车的理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和他一起做同样生意的老伙计们,虽然自己还在开三轮农用车拉货,但都给儿子买了车,而自己财力比他们强,车自然也应该买得更体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大城市优秀女青年众多的情况不同,在当下的湖南农村,男青年过了20岁,家里如果没个两层楼房,便难有媒人上门。楼房、齐全的金饰和小汽车,这些都关系到儿子能不能定一桩好亲事。  为什么不买房  张晶学经济学专业出身,虽然理解姨父的诉求,但她始终认为,如果说为了给蒋峰找个好对象,那么一套县城的房子,应该比一台车来得更有吸引力,另外,如果万一这次蒋峰相亲未成、娶亲需时日,那车子的折旧、养护就成了“沉没成本”,从这个向度上看,现在买车,不如在将来蒋峰结婚时再买。  关于投资收益的计算,在追求闲适、超前消费成风的南方乡村,似乎难被重视。回到老家后,张晶意外发现,想买车、买好车的,远不止表弟蒋峰一个,很多经济条件不如蒋峰家的人,都在谈论买车。  一个记者听来的故事更甚:一个村里的老人,儿子、儿媳在东莞打工,过年时带了几万块钱回家,老人却动了买车的心思,村里人问您买了车干嘛,他回答说:“开着走亲戚。”  家乡的这种消费现象,令18岁离开家的张晶十分错愕。一方认为没必要可以追求面子,另一方认为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不懂农村的处世规则。在蒋峰家的这场买车行动中,集结了来自不同消费观念、不同生存环境的“撕扯”,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  “其实农民才是天生的经济学家,有些决定可能在城里人看来有些欠妥甚至荒唐,但往往是基于他所处环境下的最优选择。”蒋峰在县城经商的叔父,对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有这个经济实力,为了孩子好找对象,或者仅仅为了提升生活品质,买车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张晶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是,不同于她生活的上海,农村投资渠道非常有限,人们对理财产品并不熟悉,能为子女创造的财富,似乎被局限为房子和车子。实际上,攀比无论城乡都存在,农村受到熟人社会、消费单一的影响,攀比现象更为集中,无需多度解读为城乡之间的差异。  记者粗略算了一下,在蒋峰所在的县,县城高档小区房价每平米超过了3500元,小开发商开发的没有小区的多层住房则价位较低,每平米在2000元上下,20万元刚好够买一套100平左右的三居室。  但是,为什么蒋峰的父母不选择在县城买房呢?蒋峰叔父的话或许可以视为一种解释:无论新旧,在农村人们住房都较为宽敞,都能满足需求,在县城买了房也没闲工夫去住,加上县城消费高、粮食蔬菜都得花钱买,住城里无疑将增加一笔不必要的开销。买给蒋峰结婚用、将来再让孩子在城里上学,这个想法虽好,但蒋峰没有一技之长,没法在城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即便有了房子,在城里的生活也难以供养,还不如在村里过得舒适。  蒋峰的叔父还告诉记者,前两年,他花45万元在县城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期房,原本打算装修一下搬进新房,但2014年,自己在省城长沙上大学的儿子顺利保送上了研究生,将来也不希望去北京上海打拼,计划留在长沙,于是他趁2014年下半年长沙房价回落,果断出手买入了一套三居室,预备儿子毕业后自住。  至于县城的2016年交房的那套新房如何处理,他说:“准备卖了,现在不比从前,现在县城周边全是房子,二手房根本卖不起价,不亏本就觉得挺好了。”而这,或许也是蒋峰的父亲不愿意在县城买房的原因。(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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